1005 浏览 翻开丽江古城的历史，我们发现其实丽江在历史上都一直是围绕着商业而发展的，作为茶马古道上的一个重要驿点，丽江的天然的地理环境造就其独一无二的优势。
从海拔落差和气候条件来看，普洱茶产区的海拔仅为1700一1800米左右的西双版纳、普洱、临沧等滇南气候炎热地区，而马帮的最终目的地青藏高原海拔则高达4000米以上且气候寒冷。在巨大的海拔差异之下，滇南茶叶产地的马帮中的大部分到了丽江之后就不敢再往前走了，因为他们常年生活在温热的低海拔地区，不耐寒，不善翻雪山，不适应太高的海拔，加上不会喝酥油茶，不懂藏语，没有藏族朋友与土匪周旋，也请不到藏族马锅头和劳都，只能把货物出手给丽江的商人。与此同时，康藏的商人常年生活在高海拔的青藏高原，到了丽江之后也很少再往下走，因为他们也不适应滇中和滇南的海拔和气候，认为“耗牛下坝难生存”，加上他们离不开能够喝到酥油茶的地区，对滇中和滇南相当陌生，因而固执地认为汉族的商人全是奸商，所以他们宁愿把货物赊销给纳西族商人，也不愿将货物卖给付现钱的汉族商贾。正因如此，无论是茶叶产区来的马帮，还是藏地下来的马帮，海拔2400米的丽江大研镇成为了他们最佳的选择，成为了马帮无二的补给站和中转站。
另一方面，丽江自古以来就是周围各民族之间物资和文化往来的中心。据《三国志》等书的记载，早在汉晋之际，纳西族的先民就在同四川巴蜀地区的商人进行着布、帛、盐巴、铁、畜等产品的交换。唐、宋之际，位于吐蕃和南诏大理国之间的纳西族先民与前两者均有着密切的政治、军事和经济的往来，如《蛮书》中便有博易三千二百口大羊的记载，《东巴经》中也有“‘聪本’(藏商老板)马帮九兄弟，赶着九十九个驮子来”的记述。在经年不断的对外物资交流之中，纳西族的先民也养成了兼收并蓄的心态，在一种平和、恬静的氛围中与周围兄弟民族和远方的朋友不停地交流着各自的历史与文化，学习和吸收他们的长处之后转为自己的民族文化优势。也正是这种恬静与平和造就了丽江古城的安详与内蕴，无论是泛着青光的石板路，还是木桥溪流边的老屋，抑或是曾经马蹄声声的街道、岿然不动的牌坊、人木三分的楹联匾额，在渗透着纳西先民的精巧和智慧的同时，无不体现了古城的博大与安详，也体现了纳西先民孜孜追求的文化内涵、意境和神韵。这些都是纳西族的先民在人文氛围独一无二的优势，也是马帮钟情于丽江的动力所在。
同时，由于纳西人处于滇藏交往的必经之路上，他们不仅善于吸纳各自的所长为己所用，还善于同各个民族的人们交朋友。如他们专门为藏族商人营造了一种家一般的感觉，往往把接待藏族商人的客栈或家里的客房布置得与藏家的格局一个样：座位上有藏式的褥子，火塘边有打酥油茶的全套工具，马匹有人照料，主人又会说一些藏语，贵重的物品也可以放心地放置于房内。在同藏族商人打交道的过程中，也没有哪一个纳西族的商人赖帐或是耍滑，于是，藏族商人自然就把丽江视为了人身和货物安全都有保障的商旅途中的天堂，到了丽江后就不会再往下走了，即便要走得稍远一些，也只会以丽江作为大本营，把东西寄放在丽江的朋友家里，去大理赶几天三月街又很快回到丽江。
从这些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丽江自始至终都是因商而兴，但是其商最大的特点在于，商业与文化的互载，即商业与文化是一体的，是交互的，文化以商业为载体，商业以文化为导向，在不断进行的商业活动中发展了文化，发展的文化反过来又促进商业的进一步繁荣。但是现在，在中国以“经济”为导向的建设中，政府过多地在强调经济，大力推进旅游开发，使得丽江古城的商业发展超过了其文化的负荷，造成了现在的商业发展与当前的文化发展的脱节。我们知道历史上的几次重大变革都是源于生产力的突飞猛进，蒸汽机的发展推动了时代的发展。商业是可以在短时候繁荣起来的，但是文化的变迁却是个漫长的历史融合的过程。
文化就是特定人群所共享的生活方式，那么就来看看丽江古城以前与现在的人们的生活方式。以前的丽江说白了就是一个集镇，从对原住民的访谈中我们发现，他们小时候古城的生活是安静的，有点类似于共同体，人与人之间是互帮互爱的，而商业的活动，与藏人交易也好，与汉人交易也好，纳西人始终都是作为诚实的代表，交易基于的是人与人的信任；而如今的丽江古城里，我们撇开那些从事商业活动的外地人不说，单独来考察在古城里卖各种小手工艺品，还有衣服、披望的纳西人，就算是这样，他们之间的关系也不是古时的那种互帮互爱的关系，相反他们是一种竞争，这种竞争一方面源于对利益的追求，而另一方面又源于游客的比较，我们经常会听到游客会在跟老板讨价时说：“你看前面那家店才五块，你就要十块”之类云云。也许你会说，那么以前从事商业活动的同行业间不会存在竞争吗？以前丽江的商业主要集中在四方街，而四方街的商业活动又是根据经营的种类而按块划分的，同类的商品都在一起，加之大家又比较熟，因此实行的是统一的价格，有时甚至会有一个人替所有人经营的情况，我曾经看到史料中说，古时四方街的粮食交易都是附近村上的村民把粮食背到四方街，然后告诉一个专门负责代售的人粮食的斗数，然后代售的人就按照卖粮人所说的付给卖粮人钱。当然代售的人有自己的量器，如果你说的少了便会要求你加倍补偿，因此卖粮人经常会带多点粮食，然后少报一点，多出来的粮食卖的钱就是代售的酬劳。我们可以看到这种交易的背后实质是一种稳定的人际关系，而现在古城里的交易的情况是“明码标价”，这意味着这种信任是一种基于规定的信任，老板信任游客会根据规定的价格付钱，不至于太过讨价还价。在这里就存在着一个问题，这种交易往往是一次性的，是单方向的交流，只有游客买而无游客卖，因此在这种情形中文化交流的成分很低。还有游客大多仅仅是来一次丽江，“去过（have been there）”就已经足够，因此不会像古时那样建立一种长久的稳定的人际关系。古时的商业与文化的同步在这里脱节了。
古城的水车依旧在缓慢地周而复始地运动着，背后的石壁上还清晰地刻着99年江主度的“世界文化遗产”的题词，二者依旧，但是其承载的精神却在慢慢地消退变质，这究竟是好是坏，你觉得呢？ 横断山脉南麓，在白云深处的大山峡谷里，竟然蓄积着人类如此丰厚、斑斓的作品。
金秋的霞光宁和地洒在这块叫丽江坝子的绮丽土地上，恍若诗画。 穿越了古老的时空，这骤然的停顿令世界为之瞩目：1997年12月，云南丽江古城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为世界文化遗产，与雅典、京都、巴黎、比萨、威尼斯这些著名的城市一样，载入了史册。
金沙江载着金色的秋阳奔流着，曾经“依江附险”的纳西族跨越了漫长的历史岁月，成为世界的新焦点。历史上，丽江古城的出现意味着纳西族从游动进入定居的历史性转折，也标志着汉、白、藏等民族文化与这里的纳西族文化从此开始大融合。
这岁月，有800年。
丽江古城便因这800年的积淀、融合、结晶与辉煌，昂首走向了世界。
如果说以前的生活方式我们称之为生产生活文化（以共同体生活为目的，基于稳定的人际关系），与其相匹配的商业我们可以称之为文化商业；那么现在由于商业的过度发展，超过了文化的承载，另一方面，与过度的商业开发所匹配的文化在西方是资本主义的计算文化（一切以利润为目的，一切以合理性计算为手段，根据韦伯所说，虽然现在资本主义精神已经脱落）但在中国却发展出了另一种畸形的文化——消费文化！
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消费的文化？突然想到小沈阳的那句经典台词，两只眼一闭一睁，一天过去了；一闭没睁，一辈子过去了。我们经常说人这一辈子最悲剧的事情是人死了钱没花完，是，就是这样这样的话使得我们出现了这种畸形的文化？那么根源在何处？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说之所以新教徒能够在不断积累的财富面前抵御到诱惑，就是因为他们在世俗不为世俗，是因为他们有所信仰，而我们知道，现在我们的信仰除了那不切实际的共产主义外还有什么？我隐约地明白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以消费为导向的文化了。又想到当前很多同学都在努力地想往国外跑，当问他们为什么出国的时候，“见世面”成了大家挂在嘴边的真理，那么我想问一下，你们所谓的世面究竟是什么呢？是吃东西、购物、游玩？你们所谓的世面有哪些是脱离了消费的？以生产生活为目的文化会在不断地与外界交换的过程中积累其底蕴，而以消费为目的的文化必然会不断地消耗其底蕴，当古老的文化积淀被消耗怠尽的时候我们是否才能醒悟到当前过度消费的荒唐？
社会化使我们一个个从小就在“为祖国现代化而奋斗”的环境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建设导向过分强调了经济的利益使得其正在逐渐被人们内化为行动的动力，经济的伦理与外在的道德有时是存在着巨大的矛盾的，但是伦理是内心对自我的要求，因此在其面前，道德成为了“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计程车”，又要提动车的事故了。其实当前中国的很多问题都是经济伦理与生产生活道德的矛盾。
在白沙我们看到的是街上的游客大多是外国人，因为白沙还没有开发出来，这些老外大多是租自行车前来的，他们甚至不惜骑行十几公里到这边，因为只有在这边他们才觉得能真正感受到纳西民族的文化。那么旅游开发的商业化究竟给丽江带了什么？丽江古城曾经的那种文化商业、商业文化到现在剩下了什么？政府为了开发茶马古道，就要搬迁那边的居民，但是根据调查的情况来看，那边的居民多数是失地农民，并且地是当年丽江政府规划丽江建设时征去的，他们现在没有工作只有靠出租房屋有着勉强维持生计的收入，那么你要如何安置这些失地农民？城区现在的土地紧张，你把他们安置在郊区，如何让他们生活？话又说回来，你开发旅游，你申请世界文化遗产，到头来真的保护了古城了吗？为什么我在古城里感受不到白沙的那种纳西文化底蕴？那么申遗究竟意味着什么？如果我们不好好反思下当前的情况，那么会意味着将会有第二个，第三个“丽江”的沦陷——与其他城市的趋同化。
古城
走在象山脚下的这座古城里，暮色渐染错落的屋顶，踩着薄暮下五花石铺就的石板路，便不由想起历史上那些由大理经由丽江通达西藏，乃至印度、尼泊尔的各族商贾。
“茶马古道”上驮载着茶叶、食盐、药材、皮货和铜器的马帮，“叮叮当当”的马铃与“嗒嗒”踩在五花石路上的蹄声，依旧回响在古城的记忆中。丽江古城早在唐代就是滇、川、藏三省交界地区著名的集市了，东巴经中这样写到：“美好的城镇在衣古坝，这儿可买到好马，这儿可买到好鞍”。有趣的是，依水而建的丽江古城有条自然河玉河，当地土话叫她公龙吉。公龙意指敢赶马帮时马帮赶路的动态，吉为水，意为像赶马帮似流动的河水。而“公龙吉”的东巴象形字即水的象形字上画一马蹄。可以想见，丽江古城与人类早期的经济活动有着怎样密切的关系。
丽江古城经历了村落集市阶段、明代木氏土司府城阶段和清代流官府城阶段，在建筑技术与艺术上不断吸收、融汇藏、汉、白族的文化，逐渐形成了今日的风貌。
一位外国记者在描写丽江古城时，说她是“象山脚下的一个大村庄”，这说法也颇为形象，因为在丽江古城没有传统意义的高大城墙，土木结构的建筑给人一种与大地肌肤相亲、浑然一体的亲切感，水边有屋，门前即渠，垂柳拂桥栏，水中映绿荫，“小桥流水人家”的景致放眼即是。高高低低的屋檐此伏彼起，似断实联的蜿蜒，生动着古老的逸韵。小巷牵连万户门。许许多多的建筑精华就深藏在一个个其貌不扬的小巷里，三房一照壁、四合五天井、三滴水、一字平、曲径通幽、豁然开朗、鳞次栉比、钩心斗角、前廊后厦……云窗、闺阁、边门、角门、门芯、窗芯、斗拱、飞檐……在这里，古老的庭院并没有“萧条亭院，又斜风细雨，重门须闭”的清冷，相反，6000多个家庭，25000多居民，依然和谐地在这里居家过日子，而且过得红红火火，有滋有味；在这里，没有北京的那种帝王至尊、拉萨的那种宗教虔诚，也不是姑苏城的那种文人雅逸，她只是以古朴与平和“给你难以名状的抚慰和温馨”，“引发你对民族历史的追怀”。
